中国知网作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如通信、电、水、气等类似，相关服务具有公益性及公共性，尤其是中国知网作为中国科研与学术的重要基础性工具，对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并且，任何主体都可以提起所导致的后果是任何主体都不能提起。[9]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一制度是法治国家大厦的拱顶石[10]。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个案研究来推动学术发展。[6]大致从这一阶段开始，在宪法学教材中宪法监督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学界对合宪性审查研究的勃兴也始于这一阶段。[29] （二）审查范围的界定 合宪性审查范围的宽窄直接影响一国合宪性审查制度作用的范围，关涉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成效，因此确定合理的审查范围极为重要。所以，合宪性审查若要有力推进，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通过理论构建、立法的合宪性论证、个案阐述等方式来推动合宪性审查的发展。32参见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73-74页。
10林来梵：《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1页。12参见吴撷英：《各国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第33页。注释: [i]本文讨论的法律保留是指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要件，与德文上的Gesetzesvorbehalt或陈新民所称宪法意义的法律保留大致相当（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2000年自版，第68页以下。
[xxix]参见胡玉鸿：《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级差与殊相》，《法律科学》2017年第4期，第24页。[xlv]上述基准大致相当于大陆法系基本权利限制的目的正当性审查与比例原则审查在不同言论种类中的细化，[xlvi]属于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实质性审查。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另一种模式，是德国基本法中的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xliv]参见前引【42】，何永红书，第127页以下。
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 宪法保留 。此种解释方法的问题在于，若毫不怀疑地肯认立法者的法规范形成优先权及其形成结果的正确性，其实是以下位法为据逆推作为上位法的宪法规范的含义，既有损宪法的至上权威，又违背了法律位阶制度，甚至会导致合宪性审查失去意义。
[xli]参见前引【2】，林来梵书，第336页以下。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lviii]质言之，在德国法中，附带简单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附带特别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三者的区别在于：对于附带简单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立法者可自行决定基于何种公共利益目的而限制。[xxv]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ii]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以下。要形成完整、有效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最终仍必须将法律保留这一形式性保障与比例原则、核心内容保障等实质性保障结合起来，实现限制的限制。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0页。本文使用无保留，指代基本权利条款中既不附带明确的法律保留规定，也不附带明确的宪法保留规定，并将其同无法律保留的表述作严格区分。
不同于魏玛宪法对基本权利普遍地采取简单法律保留，德国基本法采取了区分式保留，对各项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作了差异化处理。各基本权利在价值上等位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lxxiv]以此为由主张对基本权利实行法律保留，理据并不充分。
[xxxvii]参见［日］芦部信喜：《憲法学II人権総論》，有斐阁1994年版，第179页以下。[lv]此种冲突应依照实践调和原则来解决，即在个案中对相冲突的法益进行衡量，力图令所有法益都得到最妥帖的平衡。
1848年法国宪法中，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在被宣布为绝对权利的同时，也附带有若干条件。它既授权立法者限制基本权利，具有基本权利限制的意义。[lxvi]参见前引【40】，林来梵书，第147页。相对保障型是指人权虽受宪法保护，但允许法律对其进行限制，基本权利实行法律保留。若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问题上，实行法律保留是当前可供选择的诸种方案中既有利于人权保障又最具可行性的一种，此种解释方案就不违背制宪者意志。[lxx]可限制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的具有宪法位阶的法益，是指宪法上明确的法益而非宽泛的公共利益理由。
彭真至少在三个不同场合表达过这一观点。法律保留原理亦仅是基本权利保障的技术手段之一而绝非全部。
摘要: 中国宪法上有多项基本权利属于无保留的基本权利，即相应的基本权利条文中既无明确的法律保留附款，也无明确的宪法保留附款。[xxx]参见前引【2】，张翔书，第128页以下。
宪法的纲领性，是指宪法除了记录当下已经确定的事实外，还写入了当前尚未实施但未来将要实施的政策和制度。[xix]基于这种非对抗性的基本权利观念，原则上不受国家干预的个人领域并不存在，这与法律保留原理产生的思想背景截然不同。
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蒋清华：《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规范与价值》，《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第60页。传统上对该款的解释是，其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目的在于防止出现无义务之权利与无权利之义务。二是对于某些程序性基本权利，若宪法对其实现的方式已作出高度明确具体的规定，以至于法律没有必要对该项权利作出宪法文本以外的规定，立法者就没有可能合宪地以法律形式限制该项权利。
[xvii]在基本权利限制的问题上，当时的制宪者作出了公共利益绝对优位的阐释，即个人权利在公共利益面前随时可被限制、禁止或变通。Walter Schmidt,Der Verfassungsvorbehalt der Grundrechte,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106(1981),S.498。
当然，法律保留原理仅是保障基本权利的一种法技术手段。因而，需要通过合宪性审查等制度措施约束国家权力，实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中国宪法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文化活动自由等无保留的基本权利，相当于德国法上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应实行宪法保留，接受宪法自身的限制。[viii] ［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以下。
[lxxiii]笔者赞同这一立场，但对其理由存有疑虑。有学者也指出，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不是宪法保留（前引【28】，蒋清华文，第61页）。此外，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规定了自由与权利之行使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xxxvi]参见［日］宫泽俊义：《憲法II〈法律学全集(4)〉》，有斐閣1959年版，第110页以下。
[xii] 无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是成立后，我们的制宪者都始终对宪法中限制权利和自由的附带条款抱有警惕，并致力于实现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保障程度最大化、限制最小化。然而，从美国法院对该条款的理解与运用看，并不能轻易认为第一修正案对这些权利实行了彻底的宪法保留，以及国会的立法限制被绝对地禁止。
[xxii] 上述两段史料似乎表明，在制宪者看来，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种基本权利概括限制条款，与基本权利必须依照法律而享有的规定，在功能上是等同的，有了前者就无需后者。中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的形式要件，最终仍需选择传统的法律保留。
但是，这种功能上的等同，既可能指在功能上具体地等同，即概括限制条款中已包含了基本权利可受法律限制的含义，制宪者尝试以显在的概括限制条文囊括隐含的法律限制规范。[lxix]具有一般性的不抵触宪法秩序或道德规范条款，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看来，也仅适用于对一般行为自由的限制，不适用于对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的限制。
